编者按
《伟大的飞行》是1925年由苏联导演B·A·史涅伊吉诺夫随同开辟莫斯科至北京远程航线的苏联飞机来到中国拍摄的一部纪录影像，摄制团队在北京、上海、广州记录下上海“五卅运动”和工人大罢工、广州省港大罢工、沙基惨案和黄埔军校学生军东征等重要历史事件。
《锦绣河山》则是1950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和苏联电影事业部文献电影制片厂合制的一部纪录影像，描绘了北京、上海、广州、杭州和沿着长江的城市重庆、汉口、南京的历史风貌以及解放后工业生产、人民生活、教育文化等领域的新气象，反映了中国秀美壮丽河山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活动现场
1月17日，广州图书馆与上海音像资料馆联合主办“双城·纪”早期城市纪实影像赏析交流会，展映《伟大的飞行》及《锦绣河山》两部珍贵历史影像，并邀请业内专家，从广州与上海重大历史事件及城市风貌讲起，分享纪实影像珍贵价值，回顾百年历史波澜壮阔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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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交流环节的文字版（节选）
学术主持人
汪珉 上海音像资料馆综合编研部主任
研讨嘉宾
俞 敏 上海党史人物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中共早期创始人俞秀松继子
吴 钧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研究员、纪录片导演、制作人
王美怡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历史学副研究员
赵立彬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孙中山研究会副会长
俞敏
影像资料能够更加证实我们党的历史
明白什么是党的初心
俞敏（线上）
主持人汪珉：俞敏老师，您在前往俄罗斯进行档案文献和影像的收集过程中，有什么有意思的故事和大家分享？
俞敏：我第一次到俄罗斯是1996年，为了查询俞秀松的档案而去。1998年，为了纪念俞秀松诞辰一百周年，中央党史研究室组团又去查了档案，之后陆陆续续的陪同中共一大纪念馆，四大纪念馆，武汉五大纪念馆等等十余次到莫斯科，特别是2018年及2019年连续两次和我们上海音像资料馆一起从莫斯科圣彼得堡，从西往东一直走到了海参崴，查阅了大量资料。
现在有大约四千多位中共早期党员的个人档案都在莫斯科，这是一笔非常丰富的财富，这对我们研究党史有着极大的作用，很多资料现在在国内还没有呈现，我想在我们新的一百年当中，还有很多继续探索的空间。
这两年我们和上海音像资料馆一起去俄罗斯查找《工人之路》（编者注：《工人之路》是一份苏联党政机构主办的中文报刊，于1922年3月1日创刊，该报的编辑记者大多是当时在苏联远东地区工作或留学的苏共和中共党员）。1996年我首先发现了《工人之路》，它是全中文的，后来在上海音像资料馆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找到了80%的报纸，而现在已经基本上全部拿回国内，初步算一下大概有2,500万字。这些影像资料的真实性、可靠性很大，我想将会对我们党史团史的研究起到很大的作用。
主持人汪珉：刚才我们一起观看的影片《伟大的飞行》中出现了苏兆征、邓中夏、陈延年、张人亚等中共早期的革命领袖。这些革命领袖留下的影像非常稀少，影片中陈延年、张人亚出现的片段，都是他们在世时唯一的活动影像，这些珍贵的影像对党史的研究和党史的传播有什么价值和意义？
《伟大的飞行》（广州篇）中记录的苏兆征及邓中夏影像
俞敏：对我们的青少年教育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影像资料有别于文字资料的地方就在于它很生动，有身临其境的感觉。除此之外，影像资料对于历史研究是一个重要的佐证，它能够更加证实我们党的历史，让我们真正明白什么是党的初心。
主持人汪珉： 俞秀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创始人之一，他和上海、广州这两个城市有着密切的联系。俞老师查阅过大量俞秀松的影像与文字资料，可否给大家介绍一下？
俞敏：根据资料显示，俞秀松和广州的关系很密切，他不止一次到过广州，特别是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俞秀松作为代表参加了会议，而且在这个会议上被选为五位执行委员之一。俞秀松在广州参加了大会以后，又参加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之后回到了上海。
1922年的10月，俞秀松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后来发生了陈炯明叛变，俞秀松经过党中央的批准，辞去了团中央书记的职务，到福建、福州、漳州、广州一带活动。这个期间，俞秀松给我爷爷写了好几封信，通过东路讨贼军（编者注：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变，孙中山于韶关誓师北伐，许崇智、梁鸿楷、李福林等领军对抗陈炯明叛变，后组成东路讨贼军）他对军阀有了一个很深的认识，更加坚定了社会改造一定要打倒军阀。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俞秀松可能是以中国共产党员的身份，比较早参加军阀斗争的。
吴钧
纪录片和故事片同根同源
在诞生之时就具有非凡的力量
主持人汪珉：吴钧老师，您觉得这些纪实影像对于日后纪录片的创作，有什么价值呢？这些片子中有些片段使用了情景再现的手法，这会不会影响纪实影像的真实性？
吴钧： 历史影像历经了近一百年的时光，把大革命时代的影像带到了今天的人眼前。但这一切是否都是真实？在《伟大的飞行》广州部分里，我们看到了一些摆拍的痕迹，在战斗场景中，有四人伏在战壕往外射击，左数第二个战士在一声枪响后倒下，这个战士的倒下，是真挨了子弹，还是只是导演的摆拍？到底什么是真实？
我想纪录片它首先是要择重要的或者需要的来“纪”，然后有闻则“录”之。
吴钧（线上）
这些影像的摆拍与否都不影响它跨越时空的高价值，当苏联电影摄影师携带世界上最先进的宣传武器之一的电影摄影机，到达革命的中心城市上海与广州的时候，摄影机、电影摄制团队的作用，可能不只是纯粹旁观、客观记录，它一定带有某种强大的力量。某种意义上讲，是对被拍摄者在精神和革命道义上的巨大支持，这也是纪录片的价值所在。它不仅让今天的我们看到了近一百年前的历史状况，著名革命人物生动的面貌，也对当时中国大革命的形势，对当时的广州和上海乃至中国很多地方的革命形势起到了非常大的支持作用。
在影像当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同时代的电影手段。1923年，苏联著名导演爱森斯坦率先将蒙太奇作为一种特殊手法申引到戏剧中，后来又通过实践，延伸到电影领域，他在1925年着手拍摄了《战舰波将金号》，并在影片中使用了大量的蒙太奇手法。而1925年的《伟大的飞行》中，在拍摄上海广州时所采用的影像语言，也有非常强烈的早期蒙太奇的特征。革命领袖在讲演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台下观众的反应镜头、反复出现的沙面紧锁的铁门和残垣断壁交叉剪辑在一起。
我认为早期纪录电影和故事电影是同根同源的，纪录电影的价值不仅在记录时光空间影像和人物，它的宣传力量和对受众的影响是非凡的，尤其是来自苏联的纪录电影。
主持人汪珉：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西方的电影人，会拍摄很多城市的风貌，包括租界、城市中心区域，婚礼等，但是苏联的电影导演会关注一些底层劳工的生活，革命运动。从纪录片的创作、研究来看，这种拍摄角度的不同代表了什么？
吴钧：我有一个疑问，是不是外国人特别喜欢爬到高楼去拍中国？我猜测可能是因为他们作为外国人被优待，会住在一个城市里最高的地方，比如上海的和平饭店、国际饭店、上海大厦，方便他们从高处拍摄，除此之外，广州和上海作为饱受殖民蹂躏，首先面向西方开放的城市，殖民者会在沿江沿海码头商贸的枢纽造楼，而且是造高楼，这个大概和很多殖民者在埃及爬金字塔，在南美登玛雅古城堡是一样的。
从来就没有完全平等的记录，即使是苏联摄影师，他在记录中国时还是会在高楼俯瞰众生，我觉得这种镜头还是很值得玩味的。
《锦绣河山·解放了的南方》中从高处俯拍广州城市景象
当然我们也要非常感激苏联摄影师把机位降到了这个城市的街面，放到了码头的角落，去拍摄了一张张生动的面孔，这些面孔是1949年之前旧中国少有的影像留存，他们的记录方式和一些西方电影队完全不一样。这一张张的面孔几乎就是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一个个生活的场景几乎就是中国为什么要革命，为什么要推翻旧的社会制度的证明。
《伟大的飞行》（广州篇）拍摄1925年广州街道的行人
主持人汪珉：《伟大的飞行》和《锦绣河山》的拍摄带有政治目的，但同时又呈现了一种独特的影像美学，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将近半个世纪的纪录片创作。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您能不能来做一下点评？
吴钧：我昨天深夜做了一些统计，1925年的《伟大的飞行》镜头平均长度一般不到两秒，最长的镜头也只是六秒左右，到了1950年的《锦绣河山》，彩色影像镜头长度明显增加，镜头运动舒缓流畅。
经过20多年的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从暴力推翻一个政权变成开始和平建设新的国家，这个时候摄影队也是身在其中感同身受，他们镜头运动的速率就非常的平缓。在广州、上海的庆祝活动，包括上海非常珍贵的华东农展会的镜头，几乎就是唱赞美诗，如诗歌般运镜。苏联电影摄影队，包括整个苏联的电影美学，给中国纪录片界，甚至是电影工业都带来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王美怡
纪实影像资料打捞是一个浩大的工程，需要跨界合作
王美怡
主持人汪珉：《伟大的飞行》拍摄于1925年，《解放了的南方》拍摄于1950年，王美怡老师，您长期研究广州城市史，请问这两个拍摄时间对广州城市历史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王美怡：在广州的城市历史上，1925年和1949年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广州是中国民主革命策源地之一，是大革命的摇篮。1925年，在这里发生了许多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包括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沙基惨案”、还有黄埔军校学生军的东征、讨伐陈炯明等等。在刚才看到的影像里面，这些史实得到了非常直接的呈现，弥补了平面文字史料的不足。
这些影像里面除了历史事件外，还留存了大量的城市微观生活史影像，特别是大众的生活史，这是非常珍贵而且难得的。
主持人汪珉：今天放映的这两部纪录片中，您觉得最感人或者说印象最深刻的段落是哪些？
王美怡：我非常关注市民生活，还有街景的镜头，我惊喜地在这些影像里看到了广州的骑楼、珠江水面的疍家渔船、商贸繁盛的上下九街道。
而且我第一次在影像里看到1950年代的广绣作品，我们在研究广州的民俗和民间工艺的时候，看到的大多是1978年以后的作品，这是我第一次在历史影像中看到1950年代的广绣作品，当时的工艺水平已经非常高超。
《锦绣河山·解放了的南方》中出现的广绣作品
主持人汪珉：作为长期研究广州城市史的学者，您对这些纪实影像有什么感想和建议？
王美怡：大规模的历史影像资料打捞需要跨界合作，包括影像工作者，历史研究工作者，甚至是影像修复工作人员都要全面参与历史影像挖掘、整理和修复工作。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但也是一个非常有价值有长远意义的历史文献工程。
赵立彬
上海与广州两座城市
对于中国革命运动的推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赵立彬
主持人汪珉：赵立彬老师，您是研究广东近代史及孙中山的专家，《伟大的飞行》拍摄的时间正好是1925年的6-8月间，记录了许多广州重大的历史事件，从研究广州大革命历史的角度来说，您觉得这些影像的价值在哪里？
赵立彬：这些纪录影片对于各个方面来讲意义都非常重大。1925年拍摄到的孙中山的影像，是我个人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一段，例如孙中山视察黄埔军校的镜头，这表明了孙中山对自己一手创办的黄埔军校的重视。但随行孙中山的是哪些人？考察是怎么行进的？他们当天在黄埔军校做了什么事情？我想这些影像给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伟大的飞行》（广州篇）孙中山视察黄埔军校珍贵镜头
主持人汪珉：看了这两部纪录片之后，赵老师可否谈一下上海和广州这两座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有着重要地位的城市的共性？
赵立彬：上海和广州最重要的相同点是都具有开风气之先的特性，而另一个共同点，是这两个地方都在近代中国吸引了各方的人物，到这里共同打造地方的历史，共同形成这个地方的文化和城市的精神。除此之外，在这两个城市中，新的思想，特别是进步的思想，都会有突出的表现，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进步的新思想，在上海和广州都是蔚为大观的。
观众提问
观众
观众：这些珍贵的纪实影像资料在文化传播及其他的学术研究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是什么？
汪珉：第一个功能是保存分享，我们上海音像资料馆会将这些影像纳入馆藏，把这些片子的基本元素做一个简单的编目，分享给一些电视制作的同仁，同时也会通过上海的公共文化机构，包括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来做分享。
第二个功能是研究，我们会跟上海党史界的一些专家开展合作，他们会把一些有价值的内容做更深度的揭示。
第三点是传播，除电视传播外，我们会通过上海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龙华烈士纪念馆，展出这些革命领袖的活动影像，让他们留存在青少年的记忆中。
最后，这些影像也是传承给我们的后人的，它记录了二十世纪初中国一些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往高里说，它也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让后人了解我们是怎么从当年的积贫落后变成如今的中国。
汪珉（线上）
活动现场
城市历史影像是我们了解城市与历史的宝藏，广州纪录片研究展示中心承担保存、收藏、展示城市影像的职责，本次“双城·纪”活动通过城市历史影像交流来传播城市历史文化，未来还将举办更多城市纪实影像交流活动。将城市历史影像传播到大众中来。
